【重磅好文】什么是“现代文学”的“现代”？（五）

现代文学肇始于何时？“五四”？晚清？抑或更早？对现代文学起点的不同判断与设定又揭示了人们对现代文学的性质与价值怎样的体悟、对“现代文学”之“现代”又有怎样的理解。季剑青博士检视与梳理了从民国时期开始到上世纪90年代关于“现代文学”起点问题的多次争论与变动，并进一步开掘这些论争与变化背后所携带的历史视野与历史观的分歧，以及对“现代文学”之“现代”观念的历史认识脉络。海螺社区一连五期刊登此文，此为最后一部分，感谢关注。

五

现代文学起点问题的再思考

伴随着现代文学起点的不断前移，现代文学在空间上的范围也在扩大，如果说80年代，旧体诗词和通俗文学能否纳入现代文学尚引发争议，到了新世纪，“尽管目前仍有学者坚持绝对排斥的立场，但现代文学界越来越趋于将其视为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68]现代文学领域的扩展，使得其整体面目和价值取向日益模糊，“‘现代文学’之‘现代’，越来越趋近于一种历史概念、时间概念，而非一种排斥性的价值概念”。[69]这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疑虑，甚至认为会危及学科的合法性。在陈国恩看来，把晚清文学当作现代文学的起点，实际上“取消了学科独立存在的基础”[70]。温儒敏注意到，现代文学的起点向晚清前移，通俗文学等“非新文学”登堂入室，这些趋势使得“五四”新文学的地位日渐下降。如果不能确立某种价值评价标准，多元共生就会流于相对主义，这会牵涉到现代文学学科“安身立命”的问题。[71]陈平原的态度相对平和，他认为“现代文学”从哪里开始，可以自己确定，只要言之成理即可。不过他也提醒道：“学者必须有自己的价值立场，拣到篮里都是菜，凡20世纪生产的文化产品，全都等量齐观，那不是学者应有的态度”。[72]

事实上，在关于现代文学起点的讨论中，一直有学者坚持以1917年“五四”文学革命为现代文学的起点[73]。除了孔范今和严家炎主编的文学史外，大多数现代文学史著作和教材也都固守着这一立场。[74]然而，要提出新颖且有说服力的阐释，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键的问题仍在于，如何理解“现代文学”的“现代”？

一般情况下，大部分人都同意，“现代”不只是个时间的概念，或者不应该只是个时间的概念，然而在现代文学研究界，“现代”确实有向单纯的时间概念滑动的趋势，这是因为既有的新民主主义论、现代化叙事、现代性话语都不再能够令人满意地解释“现代”了，新的研究成果也未能赋予“现代”以新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学者提出放弃或搁置语义含混的“现代文学”概念，重新启用内涵明晰的“新文学”概念[75]；或者对“现代文学”和“新文学”做出新的区分，用“新文学”指称“发端于文学革命的一个新的文学传统”，“现代文学”则“包容源于二十世纪初年的一切文学, 是多个传统的集合”。[76]

如前所述，“新文学”是新文学创立者的自我命名，其隐含的新/旧二元对立的结构包含着强烈的价值指向，这种价值指向是由其自身赋予的。这样便带来一个两难的局面，如果我们在历史现象的层面上，把“新文学”作为对一个研究对象的命名，就意味着放弃它内在的价值指向，那么“新文学”之“新”便充满了不确定性而无法落到实处。[77]如果我们在使用“新文学”概念时还想兼顾对象的意义与性质，那么我们就只能回到新文学内部，而无法获得一个从外部考察和评价的立足点。命名本身应该包含着我们对对象的认识和理解，“新文学”作为概念无法满足这样的要求。

另外一些学者则试图发明新的概念，如“现代中国文学”[78]、“民国文学”[79]等，但它们显然无法取代“现代文学”这一概念，也不能真正解决“现代文学”之为“现代”的问题。我们终究还是要面对这个具有原理性的问题：什么是“现代文学”的“现代”？

在这里笔者尝试给出自己的粗浅的回答，并由此对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作一些初步的再思考。首先我们可以把现代理解为西方15至16世纪发生的一系列巨大的全方位社会变革的结果，伴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兴起，西方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与古代和中世纪断裂的意义上，这个历史阶段被界定为“现代”，它一直绵延至当下。而对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国家来说，现代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入侵而来临的。这样来看，可以说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进入了现代。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身处在一个与此前截然不同的现代世界，但这种意识充分地表现在文学上却相对滞后，大概要等到1890年代以后。如果我们把现代性不是当作一系列指标，而是看作一个历史过程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带来的变化的话，那么可以说18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获得了某种现代性。

然而，是不是具有现代性的文学就可以被称为“现代文学”了呢？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当晚清的思想家和文人意识到中国所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巨变，而且这种巨变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危机的时候，他们尝试用文学来应对和表现这种变化。但是这种应对和表现自觉或不自觉地仍是借助于传统的文学体裁和表达模式。梁启超对小说寄予刷新中国政治的厚望，将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这一期待却是以小说固有的感染读者的效力为前提的。另一方面，依托于上海的现代都市文化生产的条件，晚清的小说繁盛一时，但现代都市文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小说的形态，恰恰相反，它使得小说作为一种文化消费品的传统功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实现。晚清的小说家对现代中国的表现虽然也融入了一些新观念，但这些观念大多是以“文明”面目出现的现代都市生活赋予他们的，很难说是一种自觉的倡导。换言之，他们更多地是在被动地适应变化，而不是主动地寻求改变。因而，无论是梁启超、黄遵宪的理论主张，还是晚清小说家的创作实践，都没有完全脱离中国文学既有的传统。传统成了他们应对和表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工具和资源。

晚清小说及此后的通俗小说仍处在古代文学的历史延长线上，“五四”新文学的创立者虽然发明了“新/旧”二元对立的模式，强调新文学取代旧文学的正当性，但这不过是为了确立新文学的合法性而采用的论述策略，实际上新文学并未取代传统文学。新文学兴起后，传统体式的旧体诗文、通俗小说依然存在和发展。[80]这样看来，晚清文学和“五四”以后的传统文学可以看作古代文学在现代的延续，它们可以具有某种“现代性”，但却还不能称为真正的“现代文学”。

只有“五四”文学革命创立的新文学，是在已有的传统之外自觉地开辟的全新的文学形态，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 与晚清文学不同，以1917年“五四”文学革命为开端的现代文学，运用全新的文学语言，在创造性地表达了中国人丰富多样的现代经验的同时，主动将自身与中国的现代进程紧密地联系起来。现代作家有意识地赋予个人的文学事业以意义，这种意义并非西方的话语所能限定，也不是既定的传统所能涵盖，它来自主体能动的实践。从诞生起，现代文学所理解的“文学”就不是一个完全自律的范畴，而是一种自觉地与民众联结的文化实践，一个向社会生活敞开的、不断扩展其边界的空间，一个向不确定和有待召唤的未来延伸和展开的传统。现代文学也由此成为现代中国人建构自身之主体性的努力的一部分，这就是现代文学之为“现代”的所在。

当我们把现代文学的开端界定在“五四”的时候，我们针对的是作为研究对象的“现代文学”，至于作为学科的“现代文学”，则没有必要受此限制，固守“五四”的边界。至少，我们在处理和把握现代文学的诞生这一课题的时候，晚清仍是不可或缺的参照和背景。作为学科的“现代文学”，可以也应该容纳一切对“现代”有所意识的文学形态，不必为缺少一致的价值取向而感到焦虑。或许，只要摆脱了因价值立场多元化而生的学科危机感之后，我们才能够平心静气地讨论现代文学的起点和发生的问题。

注释：[68] 秦弓：《现代文学研究60年》，《文学评论》2009年第6期。[69] 姜涛：《“大文学史”与历史分析视野的内在化》，《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第12页。[70] 见陈国恩、范伯群等《百年后学科架构的多维思考——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问题的对话》中陈国恩的发言，《学术月刊》2009年第3期，第7页。[71] 见温儒敏：《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及“价值尺度”问题——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状的梳理与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温儒敏《再谈现代文学史写作的“边界”与“价值尺度”——由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所引发的研讨》，《学术月刊》2011年第12期。[72] 见陈平原、王德威、藤井省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中陈平原的发言，《学术月刊》2014年第8期，第162页。[73] 除了前面提到的王富仁以外，持这一立场的还有朱文华、许志英、翟业军、施军、陈国恩、温儒敏等人，见朱文华：《我的几个基本观点》，《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许志英：《量变起点与质变起点》，《东方论坛》2002年第4期；翟业军：《现代文学史起点小议》，《东方论坛》2002年第4期；施军：《谈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齐鲁学刊》2004年第2期；陈国恩：《文学革命：新文学历史的原点》，《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1期；温儒敏《再谈现代文学史写作的“边界”与“价值尺度”——由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所引发的研讨》，《学术月刊》2011年第12期。[74] 如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黄修己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郭志刚、孙中田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高度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程光炜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75] 朱寿桐和刘纳持这种主张，见朱寿桐：《“汉语新文学”概念建构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学术研究》2009年第1期；徐志啸、朱寿桐：《宏观认识中国文学——关于文学史若干问题的对话》，《文艺研究》2014年第4期；刘纳：《新文学何以为“新”——兼谈新文学的开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5期。[76] 王风：《文学革命的胡适叙事与周氏兄弟路线——兼及“新文学”、“现代文学”的概念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第53页。[77] 李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了“新文学”概念的有限性，“新/旧”的二元对立关系在历史中总在不断移动，很难将对象的性质确定下来，见李怡：《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第166页。[78] “现代中国文学”的提出者有周晓明和朱德发，见周晓明：《从“中国现代文学”到“现代中国文学”——关于现代文学基本学科意识和文学史观念的思考》，《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朱德发《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学科意识》，《福建论坛》2002年第2期。[79] “民国文学”最早是由陈福康提出的，见陈福康：《应该“退休”的学科名称》，原载1997年11月20日《文学报》，收入《民国文坛探隐》，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后来经由张福贵、李怡、丁帆、张仲良等人的阐发，影响逐渐扩大，在近年来的现代文学研究界颇为引入瞩目。需要指出的是，张福贵和丁帆直接把“民国文学”的上限1911或1912年作为现代文学的起点，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见张福贵：《从“现代文学”到“民国文学”——再谈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问题》，《文艺争鸣》2011年第7期；丁帆：《给新文学史重新断代的理由——关于“民国文学”构想及其它的几点补充意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3期。[80] 参见刘纳：《五四能压抑谁？》，《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1期。

作者季剑青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发表于《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作者授权海螺独家发表未删节版。

本期编辑陶 然